> “妈妈呢？”她们会笑着四下寻觅着，“她藏在哪儿了？”我便只能摇摇头，
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藏起来。
这时，她们会指着我身边一个矮小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被淹没在一大堆行
李之中，行李里塞满了食品、玩具、礼物……“喔，那是妈妈吧！”
我就会对她们说：“姐姐们，对不起，我是一个人来的……”然后无需我多说，
她们就会明了实情了。她们会恸哭，痛苦不已，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机场上回头走
了，我只得怏怏独自一人又登机飞回旧金山。
每逢这样的幻觉一出现——她们的失望和沮丧，我总觉得受不了。我多次恳求
琳达姨另外再给她们写封信告之实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们说你母亲已死了？我不能这样写。”琳达固执己见地说。
“但我这样欺骗她们太残忍了，她们会恨死我的。”
“恨你？才不会呢，”她说，“你是她们的妹妹，她们唯一的家人，怎么会恨
你呢？”
“你根本不懂。”我说。
“不懂什么？”她问。
我嗫嚅着：“她们会认为这全是我的过错，我对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琳达姨被我说动了。她神情凄然地沉吟一下，就坐下花了一个小时写了长长两
页的信纸，我觉得我最惧怕的事，她已替我做了，因此，当她把这封用英文写好的
信交给我时，我连读一遍的心绪都没有了，只是轻声向她道了声谢。
二
窗外暮色浓了，沿铁路路轨挤满了低矮的水泥建筑物：老旧的厂房，随后，轨
道像蛛网一样密集起来，只见窗外月台上，挤满了身穿灰色斜纹布西式外套的人群，
偶尔点缀着几个鲜艳的身影，那多为小孩子，他们身穿粉红色、黄色、大红或桃红
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身上的橄榄绿。最后火车到广州站了。
火车还没刹车，人们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顿时，我头顶上沉甸甸
的行李，晃来晃去，真怕给砸一下。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只用绳子捆扎好几道
的破纸箱，或者是塞满毛线的塑料袋，也有装满蔬菜、干菇的。然后在你推我挤之
中，我们脚不沾地地随着人流移动，奇迹般地被送到海关的十二道队伍之一中，这
景象令我觉得自己似乎还在旧金山三十路公共汽车上。我立时就提醒自己：这是在
中国。
我拿出护照和申报单，姓上面写着“吴”，名字一栏上写着“精美”，出生地
在美国加州，1951年生。我曾怀疑海关人员会承认我与护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
我戴着假睫毛，涂着眼膏和唇膏，双颊涂着弗洛杰的腮红。可现在的我，头发汗涔
涔地耷拉在额上，而且也没化妆。我没料到十月份的气温还会这样酷热。
即便没有化妆，这里的人们也永不会将我作为中国人接纳。我身高五英尺六英
寸，比一般人要高出半头，母亲说过，这像我外祖父。他是北方人，可能还有蒙古
血统。“那是你外祖母亲口对我说的，但现在也无法核实，他们早死了。日本人打
进来时，一个炸弹掉在屋顶上，外祖父母、舅舅、舅母，全变成炮灰了。”
“可能在炸弹掉下之前，他们已离开了。”我说。
“不会的，”我妈说，“我们全家人都没能逃出这场炮火，除了你我。”
“可你怎么知道？他们中也可能有人逃出去呢。”
“不可能，”妈几乎生气了，“待我回到上海家，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砖
木的框架……”
在海关的小房间里，一位女办事员查看了我的文件后，扫了我一眼，飞快地往
文件上盖好印，严肃地对我点点头，放我过去了。我父亲和我，走进一个挤满了人
和行李的大厅，四周乱哄哄的。
“对不起！”我对一个美国人模样的旅客说，“能告诉我，哪儿能叫到出租车？”
他只是咕噜了几句，听上去他像是瑞典或荷兰这一带人的口音。
突然，有人在我们身后叫着：“小雁，小雁！”只见一个老太太，提着只粉红
色的塑料袋，冲着我们大声叫唤着。我父亲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猛地像个小男孩
样蹦了起来：
“姑妈，姑妈！”
“小雁！”我的姑婆慈祥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父亲。
他们互相紧紧握着手——并不拥抱——只是紧紧地握着手：“看你！你都这么
老了！”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哭哭笑笑的。我咬着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他们的那份真挚的激动让我害怕，我不知道明天抵达上海时，会出现怎样的一幕？
姑婆笑着举起一张快照与父亲本人作着比较。出发前，父亲给她寄了张自己的
照片去，她就凭着这张照片认出了父亲。本来父亲在信上就跟她讲好，我们一到广
州，就会从旅馆给她打电话，可想不到，他们还是赶来接我们，我不知道，我的姐
姐们会来机场接我吗。
我立时拿起一次性成像相机，给他们抢了个镜头。我抽出快照给他们，爸爸和
站婆俩神色虔诚地，一人扯着张相片的一角，耐心地等着照片成像。姑婆只比爸爸
大五岁，约七十七岁，却显得很苍老、干瘪，稀疏的白发，牙齿都掉光了。可我本
来听好多人说过，中国女人都比实际年龄年轻。
姑婆仰头看着我，低声自语着：“长大了。”随后她往自个手肘里的塑料袋搜
觅了一眼，看得出，她想着该给我一份怎样的礼物，她没料到，我已是这样大了。
一对五十来岁的男女，冲上来一把握住爸爸的手，大家只是激动地“呵！呵！”再
也讲不出一句话。他们是姑婆的儿子和儿媳，而他们边上另外的四个人，年龄与我
不相上下，其中还有一个小女孩，约十岁左右。他们很快地一一介绍给我们，我几
乎还没弄清究竟谁是谁。
姑婆与我父亲自小就讲国语，但其他人则是一口咭咭呱呱的广东话。我只听得
懂国语，但却讲不好。因此只听见姑婆和我爸俩，滔滔地讲个没完。
“喔，果然如我所料，”我爸对我说，“李刚去年夏天去世了。”我不知道李
刚是谁。我一下只觉得自己是个离开翻译就寸步难行的美国人。可眼下这个翻译把
我甩在一边只管自己讲得痛快。
“嗨，”我对那个小女孩打了个招呼，“我是精美。”但那个女孩子只是忸怩
着。我开始搜尽枯肠寻觅着可以用的广东话，但唐人街里我的中国朋友教我的广东
话，尽是些骂人的粗话或者简单的用语：“好吃！”“吃起来就像扫垃圾一样。”
或者“她是一个丑八怪”之类。真不管用。忽地我有了主意：我拿起这只一次成像
相机对着那小姑娘扬了扬，她立时领会了，摆出一副时装模特儿的姿势，突起臀部，
抬着胸部，嫣然一笑。闪光灯一亮，她就跳过来咯咯地笑着，等相片显出。
这时我们叫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驾车去旅馆的路上，莉莉——那个女孩子，一
直紧挽着我的手，始终与我在一起。
一路上，姑婆就不停地讲话，我插不上一句嘴。
“你写信说你只在这里呆一天，”姑婆正在喋喋地责怪着父亲，“一天！亏你
说得出口。一天你怎么来得及去探亲访友？台山离开广州还有好几个小时的车路呢。
你还说什么，到了旅馆会给我们打电话的。这简直是废话，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电话。”
我的心里“咯噎”一下。我不知道，琳达姨是否也跟我的姐姐们说，我们会从
旅馆给她们挂电话的？
姑婆继续责怪着我爸：“我简直急得六神无主了，拼命要我儿子给想个办法，
绞尽脑汁之后，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台山乘长途车到广州来接你。”
当我们的出租车在大卡车、公共汽车间左闪右躲时，我吓得气也不敢透。司机
一个劲地猛揪着喇叭。只见沿路一排房屋的阳台上，晾满了衣服等物，公共汽车里
人挤得满满的，连乘客的脸都紧贴在玻璃窗上了。再过去就是一群高层建筑，我想
那必是广州的市中心了，远远看去，它挺像美国一般的城市，四处高楼鳞次栉比。
待车速慢下来时，我才发现，沿街还有许多小店铺，里面的店堂黑魆魆的。前方有
一座尚未竣工的大楼，它的脚手架仅是用竹竿和塑料绳扎成的，男女工人们就站在
这样的脚手架上操作，既没戴安全帽，也没系安全带。
耳边又响起姑婆的尖叫声：“不行，如果你不回去看看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房
子，那将是很失我们面子的。你不知道如今我儿子有多成功，他在自由市场上作蔬
菜买卖，挣了好多钱。最近，我们造了一座三层楼房，都用的新砖，宽宽绰绰的住
得很舒服，房间多得还住不过来。我们的钱越挣越多，并不是只有你们美国人才会
赚钱的。”
出租车在一幢豪华的、比希尔顿还要华贵的建筑前停下。“这里是共产党中国
吗？”我惊奇地差点叫了出来，随后对爸爸摇摇头，说：“一定搞错了，一定不是
这家旅馆。”我连。忙拿出我们的旅游日程表和定单核对了一下，我们曾再三向举
办代理人声明，我们不要住太讲究太贵的旅馆，一般三十到四十美金一晚上就很可
以了。查对下来，没错，这家旅馆正是我们日程计划中预定的那一家：花园大厦。
真阔气！只见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侍应生，奔过来把我们的行李搬进大厅里，
只见大厅四周都是花岗岩和亮晃晃的镜子，金碧辉煌。我既担心这样豪华的旅馆的
房价太高，又总想给姑婆他们显示一点美国式的阔气，因此很有点矛盾。
可待我快步走到登记处，才发现这确是我们预定好的房间，每晚三十四元。好
便宜，便宜得让我不安。这时，姑婆和她的家人，则是东张西望，很为这个富丽堂
皇环境惊羡。
我们的房间在十八楼。待我们全家都挤进电梯间时，连最爱讲话的姑婆都安静
下来了。直等电梯到十八楼，门又启开时，她又开始讲话了。这让我感觉到，姑婆
他们似还从未乘过这样长时间的电梯。
我与父亲的两间房间相邻，内部陈设也是相同：一样的地毯、窗帘和床罩，两
张单人床之间是一张装有遥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墙面和地面。小冰箱里
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乐和七喜，还有小瓶装的红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装的
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这是共产党中
国吗？”
这时父亲踱到我房里来，说：“姑婆他们认为我们该在这里多逗留几天，”他
耸耸肩，“他们认为在这里团聚最合适，可以有更多时间谈天，而且少很多麻烦。”
“那吃饭怎么办？”我问。好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我的第一个纯粹中国式的
宴会：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鸡、北京烤鸭……
父亲则拿起一本房间服务小册子，翻到菜单这一页上，点点它们，说：“喏，
他们就想吃这个。”
我一看：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攀和冰激凌。
趁着姑婆他们在兜商场时，我抓紧时间淋了个热水浴。旅馆供应小包装的洗发
香波。打开后，我发现它们的香味太浓，我认为，大约中国人喜欢这样。我在头发
上抹了少许。
站在淋浴池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点不
觉得轻松，却感到孤独凄凉。我想到母亲所说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复苏成中国人，
对此，我仍然无法理解。
母亲刚去世后，我觉得自己对许多事都一无所知，这令我更加悲痛不已。
现在，我常要问自己：母亲从前常做的肉九，怎么会有如此松软的质地？我那
些在上海去世的舅舅们，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些年来，母亲那两个女儿，是怎么过
来的？她是如何牵挂她们？她的梦想是什么？甚至她对我发怒时，她还在想念那两
个女儿吗？她是否希望，我是她们？她是否烦恼，因为我是我，并不是她们？
三
在半夜迷糊中，听到有人轻敲玻璃窗，那是父亲，他一边用手指轻弹着玻璃窗，
一边怔怔地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在跟小姑婆轻声闲聊。我边上躺着莉莉，地上床
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我听见父亲在跟姑婆叙说，那年他如何离开了老家，考
上燕京大学，然后又去重庆一个报社混了个差使，就在那里，他结识了我的母亲，
一个年轻的寡妇。然后他们又双双逃回上海母亲老家，岂料老家的房子已给炸光了，
他们只好再流落到广东，经那儿去香港，再从海防启程来到旧金山。
“素云从没向我提过，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设法寻找她的女儿们，”他轻声对姑
婆说，“自然，我也无法与她商量了。我想，多年来，这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她
为遗弃她们而一直自责自怨。”
“她是在哪儿扔下她们的？她们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姑婆问。
“是日本人打进桂林时。”我爸说。
“日本人打进过桂林？”姑婆说，“从没听说过日本人打进过桂林。”
“有这么回事。那阵我正在重庆报馆做事。国民党支配我们，哪些消息该报导，
哪些不该报导。当素云抱着孩子徒步出逃时，那对双胞胎还不满一岁。”
“哎！她怎么可以丢弃这对双胞胎呢？”姑婆深深叹了口气，“在我们家，从
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她们叫什么名字？”她问，我也在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我要记住她们的名字
的拼写。
“她们随自己父亲姓王，分别叫春雨和春花。”父亲说。
“这名字有什么含义吗？”我问。
“呵，”父亲一边继续在玻璃窗上划着，一边用英语对我解释着：“因为她们
都生在春天，当然，春天的雨总要比花先到。看，你母亲具有诗人的气质。”
我点点头，姑婆也在点头，但她的头往下一点就再也不抬起来了——她睡着了。
“那妈的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素云——夙愿，长久持着某种希望的意思。一个相当文气的名字，不像那些
花呀芳呀的……”爸的眼睛又湿润了。
“那我的名字，精美，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美，不只是好，还是纯粹的好，好里加好。”
我想，长期来，妈妈一定对我很失望。
“可是，她为什么要把那对双胞胎扔在大路上？”
“我也一直为此困惑不解，直到后来，读了你两个上海姐姐的来信后，我才明
白，你妈根本一点不必为此责备自己，她是无辜的。我把这话，也对琳达姨她们说
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妈逃出桂林后——”父亲开始说。
“不，请用汉语说吧，真的，我能听懂。”我插嘴打断他。
他依旧站在窗边，望着沉沉的夜色，开始用汉语说了。
四
逃出桂林后，你母亲徒步走了几天，本来想能搭上一辆车，搭尽可能多的路，
她要去重庆找她的丈夫。
她把钱财和珠宝都缝在衣服里面，缝得密密麻麻的，她想一路上可以以此付车
资。这些珠宝，都是你外婆给她的。
但直到第三天，她也没能搭上车。路上满是逃难的人群，人人都恳求着司机想
要搭车，这些司机怕纠缠不清，根本连车都不停就驶过去了。因此你妈根本乘不上
车，而且同时，她又
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藏起来。
这时，她们会指着我身边一个矮小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被淹没在一大堆行
李之中，行李里塞满了食品、玩具、礼物……“喔，那是妈妈吧！”
我就会对她们说：“姐姐们，对不起，我是一个人来的……”然后无需我多说，
她们就会明了实情了。她们会恸哭，痛苦不已，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机场上回头走
了，我只得怏怏独自一人又登机飞回旧金山。
每逢这样的幻觉一出现——她们的失望和沮丧，我总觉得受不了。我多次恳求
琳达姨另外再给她们写封信告之实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们说你母亲已死了？我不能这样写。”琳达固执己见地说。
“但我这样欺骗她们太残忍了，她们会恨死我的。”
“恨你？才不会呢，”她说，“你是她们的妹妹，她们唯一的家人，怎么会恨
你呢？”
“你根本不懂。”我说。
“不懂什么？”她问。
我嗫嚅着：“她们会认为这全是我的过错，我对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琳达姨被我说动了。她神情凄然地沉吟一下，就坐下花了一个小时写了长长两
页的信纸，我觉得我最惧怕的事，她已替我做了，因此，当她把这封用英文写好的
信交给我时，我连读一遍的心绪都没有了，只是轻声向她道了声谢。
二
窗外暮色浓了，沿铁路路轨挤满了低矮的水泥建筑物：老旧的厂房，随后，轨
道像蛛网一样密集起来，只见窗外月台上，挤满了身穿灰色斜纹布西式外套的人群，
偶尔点缀着几个鲜艳的身影，那多为小孩子，他们身穿粉红色、黄色、大红或桃红
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身上的橄榄绿。最后火车到广州站了。
火车还没刹车，人们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顿时，我头顶上沉甸甸
的行李，晃来晃去，真怕给砸一下。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只用绳子捆扎好几道
的破纸箱，或者是塞满毛线的塑料袋，也有装满蔬菜、干菇的。然后在你推我挤之
中，我们脚不沾地地随着人流移动，奇迹般地被送到海关的十二道队伍之一中，这
景象令我觉得自己似乎还在旧金山三十路公共汽车上。我立时就提醒自己：这是在
中国。
我拿出护照和申报单，姓上面写着“吴”，名字一栏上写着“精美”，出生地
在美国加州，1951年生。我曾怀疑海关人员会承认我与护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
我戴着假睫毛，涂着眼膏和唇膏，双颊涂着弗洛杰的腮红。可现在的我，头发汗涔
涔地耷拉在额上，而且也没化妆。我没料到十月份的气温还会这样酷热。
即便没有化妆，这里的人们也永不会将我作为中国人接纳。我身高五英尺六英
寸，比一般人要高出半头，母亲说过，这像我外祖父。他是北方人，可能还有蒙古
血统。“那是你外祖母亲口对我说的，但现在也无法核实，他们早死了。日本人打
进来时，一个炸弹掉在屋顶上，外祖父母、舅舅、舅母，全变成炮灰了。”
“可能在炸弹掉下之前，他们已离开了。”我说。
“不会的，”我妈说，“我们全家人都没能逃出这场炮火，除了你我。”
“可你怎么知道？他们中也可能有人逃出去呢。”
“不可能，”妈几乎生气了，“待我回到上海家，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砖
木的框架……”
在海关的小房间里，一位女办事员查看了我的文件后，扫了我一眼，飞快地往
文件上盖好印，严肃地对我点点头，放我过去了。我父亲和我，走进一个挤满了人
和行李的大厅，四周乱哄哄的。
“对不起！”我对一个美国人模样的旅客说，“能告诉我，哪儿能叫到出租车？”
他只是咕噜了几句，听上去他像是瑞典或荷兰这一带人的口音。
突然，有人在我们身后叫着：“小雁，小雁！”只见一个老太太，提着只粉红
色的塑料袋，冲着我们大声叫唤着。我父亲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猛地像个小男孩
样蹦了起来：
“姑妈，姑妈！”
“小雁！”我的姑婆慈祥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父亲。
他们互相紧紧握着手——并不拥抱——只是紧紧地握着手：“看你！你都这么
老了！”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哭哭笑笑的。我咬着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他们的那份真挚的激动让我害怕，我不知道明天抵达上海时，会出现怎样的一幕？
姑婆笑着举起一张快照与父亲本人作着比较。出发前，父亲给她寄了张自己的
照片去，她就凭着这张照片认出了父亲。本来父亲在信上就跟她讲好，我们一到广
州，就会从旅馆给她打电话，可想不到，他们还是赶来接我们，我不知道，我的姐
姐们会来机场接我吗。
我立时拿起一次性成像相机，给他们抢了个镜头。我抽出快照给他们，爸爸和
站婆俩神色虔诚地，一人扯着张相片的一角，耐心地等着照片成像。姑婆只比爸爸
大五岁，约七十七岁，却显得很苍老、干瘪，稀疏的白发，牙齿都掉光了。可我本
来听好多人说过，中国女人都比实际年龄年轻。
姑婆仰头看着我，低声自语着：“长大了。”随后她往自个手肘里的塑料袋搜
觅了一眼，看得出，她想着该给我一份怎样的礼物，她没料到，我已是这样大了。
一对五十来岁的男女，冲上来一把握住爸爸的手，大家只是激动地“呵！呵！”再
也讲不出一句话。他们是姑婆的儿子和儿媳，而他们边上另外的四个人，年龄与我
不相上下，其中还有一个小女孩，约十岁左右。他们很快地一一介绍给我们，我几
乎还没弄清究竟谁是谁。
姑婆与我父亲自小就讲国语，但其他人则是一口咭咭呱呱的广东话。我只听得
懂国语，但却讲不好。因此只听见姑婆和我爸俩，滔滔地讲个没完。
“喔，果然如我所料，”我爸对我说，“李刚去年夏天去世了。”我不知道李
刚是谁。我一下只觉得自己是个离开翻译就寸步难行的美国人。可眼下这个翻译把
我甩在一边只管自己讲得痛快。
“嗨，”我对那个小女孩打了个招呼，“我是精美。”但那个女孩子只是忸怩
着。我开始搜尽枯肠寻觅着可以用的广东话，但唐人街里我的中国朋友教我的广东
话，尽是些骂人的粗话或者简单的用语：“好吃！”“吃起来就像扫垃圾一样。”
或者“她是一个丑八怪”之类。真不管用。忽地我有了主意：我拿起这只一次成像
相机对着那小姑娘扬了扬，她立时领会了，摆出一副时装模特儿的姿势，突起臀部，
抬着胸部，嫣然一笑。闪光灯一亮，她就跳过来咯咯地笑着，等相片显出。
这时我们叫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驾车去旅馆的路上，莉莉——那个女孩子，一
直紧挽着我的手，始终与我在一起。
一路上，姑婆就不停地讲话，我插不上一句嘴。
“你写信说你只在这里呆一天，”姑婆正在喋喋地责怪着父亲，“一天！亏你
说得出口。一天你怎么来得及去探亲访友？台山离开广州还有好几个小时的车路呢。
你还说什么，到了旅馆会给我们打电话的。这简直是废话，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电话。”
我的心里“咯噎”一下。我不知道，琳达姨是否也跟我的姐姐们说，我们会从
旅馆给她们挂电话的？
姑婆继续责怪着我爸：“我简直急得六神无主了，拼命要我儿子给想个办法，
绞尽脑汁之后，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台山乘长途车到广州来接你。”
当我们的出租车在大卡车、公共汽车间左闪右躲时，我吓得气也不敢透。司机
一个劲地猛揪着喇叭。只见沿路一排房屋的阳台上，晾满了衣服等物，公共汽车里
人挤得满满的，连乘客的脸都紧贴在玻璃窗上了。再过去就是一群高层建筑，我想
那必是广州的市中心了，远远看去，它挺像美国一般的城市，四处高楼鳞次栉比。
待车速慢下来时，我才发现，沿街还有许多小店铺，里面的店堂黑魆魆的。前方有
一座尚未竣工的大楼，它的脚手架仅是用竹竿和塑料绳扎成的，男女工人们就站在
这样的脚手架上操作，既没戴安全帽，也没系安全带。
耳边又响起姑婆的尖叫声：“不行，如果你不回去看看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房
子，那将是很失我们面子的。你不知道如今我儿子有多成功，他在自由市场上作蔬
菜买卖，挣了好多钱。最近，我们造了一座三层楼房，都用的新砖，宽宽绰绰的住
得很舒服，房间多得还住不过来。我们的钱越挣越多，并不是只有你们美国人才会
赚钱的。”
出租车在一幢豪华的、比希尔顿还要华贵的建筑前停下。“这里是共产党中国
吗？”我惊奇地差点叫了出来，随后对爸爸摇摇头，说：“一定搞错了，一定不是
这家旅馆。”我连。忙拿出我们的旅游日程表和定单核对了一下，我们曾再三向举
办代理人声明，我们不要住太讲究太贵的旅馆，一般三十到四十美金一晚上就很可
以了。查对下来，没错，这家旅馆正是我们日程计划中预定的那一家：花园大厦。
真阔气！只见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侍应生，奔过来把我们的行李搬进大厅里，
只见大厅四周都是花岗岩和亮晃晃的镜子，金碧辉煌。我既担心这样豪华的旅馆的
房价太高，又总想给姑婆他们显示一点美国式的阔气，因此很有点矛盾。
可待我快步走到登记处，才发现这确是我们预定好的房间，每晚三十四元。好
便宜，便宜得让我不安。这时，姑婆和她的家人，则是东张西望，很为这个富丽堂
皇环境惊羡。
我们的房间在十八楼。待我们全家都挤进电梯间时，连最爱讲话的姑婆都安静
下来了。直等电梯到十八楼，门又启开时，她又开始讲话了。这让我感觉到，姑婆
他们似还从未乘过这样长时间的电梯。
我与父亲的两间房间相邻，内部陈设也是相同：一样的地毯、窗帘和床罩，两
张单人床之间是一张装有遥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墙面和地面。小冰箱里
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乐和七喜，还有小瓶装的红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装的
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这是共产党中
国吗？”
这时父亲踱到我房里来，说：“姑婆他们认为我们该在这里多逗留几天，”他
耸耸肩，“他们认为在这里团聚最合适，可以有更多时间谈天，而且少很多麻烦。”
“那吃饭怎么办？”我问。好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我的第一个纯粹中国式的
宴会：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鸡、北京烤鸭……
父亲则拿起一本房间服务小册子，翻到菜单这一页上，点点它们，说：“喏，
他们就想吃这个。”
我一看：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攀和冰激凌。
趁着姑婆他们在兜商场时，我抓紧时间淋了个热水浴。旅馆供应小包装的洗发
香波。打开后，我发现它们的香味太浓，我认为，大约中国人喜欢这样。我在头发
上抹了少许。
站在淋浴池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点不
觉得轻松，却感到孤独凄凉。我想到母亲所说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复苏成中国人，
对此，我仍然无法理解。
母亲刚去世后，我觉得自己对许多事都一无所知，这令我更加悲痛不已。
现在，我常要问自己：母亲从前常做的肉九，怎么会有如此松软的质地？我那
些在上海去世的舅舅们，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些年来，母亲那两个女儿，是怎么过
来的？她是如何牵挂她们？她的梦想是什么？甚至她对我发怒时，她还在想念那两
个女儿吗？她是否希望，我是她们？她是否烦恼，因为我是我，并不是她们？
三
在半夜迷糊中，听到有人轻敲玻璃窗，那是父亲，他一边用手指轻弹着玻璃窗，
一边怔怔地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在跟小姑婆轻声闲聊。我边上躺着莉莉，地上床
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我听见父亲在跟姑婆叙说，那年他如何离开了老家，考
上燕京大学，然后又去重庆一个报社混了个差使，就在那里，他结识了我的母亲，
一个年轻的寡妇。然后他们又双双逃回上海母亲老家，岂料老家的房子已给炸光了，
他们只好再流落到广东，经那儿去香港，再从海防启程来到旧金山。
“素云从没向我提过，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设法寻找她的女儿们，”他轻声对姑
婆说，“自然，我也无法与她商量了。我想，多年来，这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她
为遗弃她们而一直自责自怨。”
“她是在哪儿扔下她们的？她们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姑婆问。
“是日本人打进桂林时。”我爸说。
“日本人打进过桂林？”姑婆说，“从没听说过日本人打进过桂林。”
“有这么回事。那阵我正在重庆报馆做事。国民党支配我们，哪些消息该报导，
哪些不该报导。当素云抱着孩子徒步出逃时，那对双胞胎还不满一岁。”
“哎！她怎么可以丢弃这对双胞胎呢？”姑婆深深叹了口气，“在我们家，从
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她们叫什么名字？”她问，我也在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我要记住她们的名字
的拼写。
“她们随自己父亲姓王，分别叫春雨和春花。”父亲说。
“这名字有什么含义吗？”我问。
“呵，”父亲一边继续在玻璃窗上划着，一边用英语对我解释着：“因为她们
都生在春天，当然，春天的雨总要比花先到。看，你母亲具有诗人的气质。”
我点点头，姑婆也在点头，但她的头往下一点就再也不抬起来了——她睡着了。
“那妈的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素云——夙愿，长久持着某种希望的意思。一个相当文气的名字，不像那些
花呀芳呀的……”爸的眼睛又湿润了。
“那我的名字，精美，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美，不只是好，还是纯粹的好，好里加好。”
我想，长期来，妈妈一定对我很失望。
“可是，她为什么要把那对双胞胎扔在大路上？”
“我也一直为此困惑不解，直到后来，读了你两个上海姐姐的来信后，我才明
白，你妈根本一点不必为此责备自己，她是无辜的。我把这话，也对琳达姨她们说
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妈逃出桂林后——”父亲开始说。
“不，请用汉语说吧，真的，我能听懂。”我插嘴打断他。
他依旧站在窗边，望着沉沉的夜色，开始用汉语说了。
四
逃出桂林后，你母亲徒步走了几天，本来想能搭上一辆车，搭尽可能多的路，
她要去重庆找她的丈夫。
她把钱财和珠宝都缝在衣服里面，缝得密密麻麻的，她想一路上可以以此付车
资。这些珠宝，都是你外婆给她的。
但直到第三天，她也没能搭上车。路上满是逃难的人群，人人都恳求着司机想
要搭车，这些司机怕纠缠不清，根本连车都不停就驶过去了。因此你妈根本乘不上
车，而且同时，她又